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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忆母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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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冰点特稿第1155期
回忆母亲

左起:张明磊、陈殿元夫妇。本版图片均由家属提供

  我的母亲很喜欢自己的名字,经常对人说,“这是我老闺女给我起的”。

  旧社会女性很多是无名的,姓张叫张氏,姓李叫李氏,结婚后把夫姓冠在前边,譬如母亲多年前就是叫“陈张氏”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报户口需要有个名字,我为母亲的名字犯了愁,问她小名叫什么,想在此基础上发展一下。母亲说:“你这个丫头不懂事,哪有孩子要知道老人乳名的?”没办法,我冥思苦想,终于想出两个字“明磊”,说明母亲光明磊落的一生。户口本上,母亲有了一个堂堂正正的名字——张明磊。

  我的母亲和千万个中国母亲一样,她的善良、正直、无私,钢铁般的意志、迎着困难奋斗的精神,对子女的人生旅途有着重要影响。我常常和儿子们说母亲的故事,他们啧啧称赞。大儿子是学文学的,他说:“应该把姥姥的故事写出来,她不是一般人,很有典型性。”

本文作者陈枫和哥哥陈俊生。

  母亲讲这故事时,我心里酸酸的

  母亲生于1887年,卒于1967年,经历了4个时代:满清王朝、中华民国、日本帝国主义刺刀下的伪满洲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;经历了土地改革、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等运动,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灾难岁月。

  说到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还闹过笑话。当年东北大区政府临时抽调一批干部,参加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,我也被调去了。根据当时的反贪规定,贪污人民币(指旧币)1000万元以上的为“小老虎”,贪污1亿元以上的为“大老虎”,工作队叫“打虎队”。我在家书中说我参加了“打虎队”。母亲见信大惊,马上让三哥给我写信,说要多加小心。她说:“哪来的那么多老虎呢?都进了沈阳城了,一个女孩子都参加了打老虎。”

  姥爷是一位教书先生,常给孩子讲《太平广记》《笑林广记》中的故事。后来母亲又把这些故事讲给我们。母亲有两个姐姐、一个哥哥。母亲不到3岁时,她亲娘就去世了。不久,她有了后母。

  母亲稍大一点的时候,经常住在舅舅家。舅舅是吉林市有名的中医,很重视子女的教育,请一位老先生教孩子们念书。母亲非常羡慕,常常去听先生讲课。有时我想,如果母亲能接受良好的教育,她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才女。

  母亲心灵手巧,颇得舅父的疼爱。舅父常常给她讲一些医学知识。每次舅父在家给人看病,母亲都细心观察,有时提些问题。我小时常听母亲讲什么“十八反”,即哪些中药不能同时用,吃了要死人的。我们小时候偶尔生点小毛病,母亲弄些中药吃就好了。常见邻居女人抱孩子找母亲看病,母亲把自己配的药给他们吃,从未收过钱。母亲认得许多中药,能把一大包草药叫出各种名字,还会用嘴尝尝,然后她会说:“是的,是这个药。”

  在家境比较困难的时候,她送我老哥(当地称最小的哥哥为老哥)陈俊生(后来曾任国务委员、全国政协副主席)去私塾,开始读些四书五经,后来念医书,希望他像舅爷成为名医。母亲从未奢望她的儿子做什么大官,常说:“官高有险,树大招风,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,我只求老儿子能经常在我身边,当个好中医就行了。”

  母亲还在舅妈指导下学会了一手好针线。常见母亲拿一把带有白星星的木尺,在人身上比来比去,然后一件合体的衣服就裁好了。嫂子们以及邻居们抱着一些布找母亲裁衣,全凭她们说高矮、胖瘦,或者拿一件旧衣参考。母亲绣花也是有名的,70多岁时仍能戴着老花镜绣花。她自己的鞋都是绣花的。我虽然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绣花、裁衣,但简直只学到了九牛一毛。尽管如此,在我有了3个孩子之后,经济拮据年月,几乎一家人衣服都是我做的,特别是中山装也能自裁自缝。

  母亲13岁那年,由姥爷做主和小她4岁的我父亲陈殿元订了婚,这就决定了母亲坎坷、苦难、颠沛流离的一生。有时我想,如果姥爷不过早地给母亲订婚,如果她的后母不瘫痪,母亲的人生将是另一番天地。

  给母亲另一个打击是她外祖父去世。虽然舅父母一如既往待她,她那寄人篱下的感觉更强烈。她说:“我真像《红楼梦》里的林黛玉,常常自叹命苦。”

  母亲的后母脚踝生了一个疮,久治无效,后来这条腿残疾了,卧床不起。母亲的两个姐姐素来不喜欢这位爱挑剔的后母,而且不久先后出嫁了,侍候后母的活儿就落在母亲的肩上。除了端屎尿,还要天天清洗烂腿。卧床的后母很讲究,衣被要经常换洗,稍不如意就百般刁难。一次她不小心摔破了一个碗,后母骂个不停,让母亲把碎碗摆在桌上,不准扔掉,意思很明白,是等姥爷回来看的。晚上姥爷看见碎碗说:“碎了还不扔了,摆在这干什么?”事后这位后母又骂了好几天,说:“摔了东西不打不骂,哪有这样惯孩子的?”

  这位后母嫁到张家17年,瘫痪了11年,几乎全是母亲侍候的。临终前她拉着母亲的手说:“孩子,你心眼好,待我和亲妈一样,会有好报的。”

  不久姥爷也去世了,母亲和她唯一的哥哥生活在一起。嫂子贤惠,把她看成亲妹妹一样。可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没有钱给妹妹准备嫁妆。那时新媳妇婚后三天要“亮箱”,实际是展览嫁妆,很有讲究,就是在这一天打开自己的箱柜,把衣服、鞋子、绣花枕头、首饰等向婆家亲友展示,一是要看娘家的陪嫁,二是要看新媳妇的针线活儿。姑娘出嫁前几年就准备嫁衣,其中最主要也最费时的是鞋子,不但为自己,还要给公婆、大小姑、丈夫做鞋子。如果“亮箱”得到喝彩,新媳妇有面子,在婆家地位就会提高,亲友们也会刮目相看。

  由于日夜操劳,母亲出嫁时几个箱子装满了各种应时的衣服、大小姑子的鞋,“亮箱”时得到称赞,被人夸针线好、嫁妆多,给娘家增了光。

  那时夏季农忙,地主会雇用短工锄地、女工薅草。男人用长锄头,边锄边走;女人的工具是一尺多长的小锄头,工钱也只有男人的一半,劳动时必须蹲着往前走,时间长了腿受不了,多数跪着往前爬。地主们愿意用女工,既听话又省钱,吃得也少,早来晚走,中午管一顿饭。用高工钱雇一个打头的,她速度飞快,其他人必须跟上,跟不上就扣工钱。母亲一天挣的钱能买两双鞋面,聚少成多,一个夏天能挣不少钱,除了做鞋还能做些嫁衣,又能常常接济嫂子。母亲在出嫁前若干年中就是这样度过的,攒下了一些私房钱。据她回忆,那时一天下来腿疼得爬不上炕。

  到了冬天更忙,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,一针一线纳鞋底。晚上不能绣花,怕油灯给熏黑了。白天有时还要照看侄子。有一天母亲在炕上做针线,抻线时碰着了正在午睡的哥哥,他翻身坐起来,抡起拳头就打。母亲气急了,和他吵了半天,并说:“嫌我吃你的闲饭了,送我去做童养媳吧。”从此母亲和她唯一的哥哥感情淡漠了。

  母亲讲这故事时,我心里酸酸的——母亲实际上是个孤儿。

张明磊72岁留影。

  穷得连一块补丁都没有

  成亲时,母亲刚过了19周岁生日,父亲也刚满15周岁。有一位远房的姑奶奶来自城里的大户人家,来参加婚礼时带着伙倌(厨师)和食品。她被母亲的美貌震惊了,拉着母亲的手说:“哎呀,你们怎么找了这么好看的媳妇,又有文化,有教养,这皮肤和白竹布一样白呀。”母亲确实很漂亮,1.7米多的个头,瓜子脸,双眼皮,大眼睛。她是吃松花江上游水长大的姑娘,皮肤白嫩。

  母亲回忆:“和你爹成亲后,没过一天安定日子。”最初他们在吉林省九台县一个叫其塔木村河南屯的地方住下。不久又搬到舒兰县一个叫六道荒的地方。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住不下去了,又搬回其塔木村住了7年,7年搬了7次家。她曾痛苦地说:“那过的是什么日子,最多时一个月搬4次家,穷得连一块补衣服的补丁都没有啊!”

  日子虽然清贫,家庭倒也和睦。家内的事由祖母做主,大事由祖父掌舵。祖母37岁就做了婆婆,婆媳形同姐妹。母亲很尊重年轻的婆婆,在我的记忆中,她每次说起祖母,话里都浸透着怀念和敬意。祖母没有文化但颇有教养,善良、聪明,从不发脾气。祖母常对人说:我们家娶了个贤惠、能干的儿媳妇。母亲说:“没见过那么好脾气的人。”

  记得我结婚后告诉母亲,婆婆是丈夫的后母,她严肃地说:“要善待你婆婆,哪个媳妇是婆婆生的?”她对门前来讨要的人都尽量给予帮助,常说“厨中有剩饭,路上有饥人”,“太阳不会总在一家红”。

  祖母43岁去世。祖父脾气暴躁。祖母生第一个女孩时,祖父摔了一个泥盆,他想要个儿子。祖母生二姑时是个冬天,祖父把一个火盆摔了。在那冰天雪地北大荒,祖母自己起来做饭,还在灶王爷像前烧香请求原谅。她去世那天说脖子疼,叫母亲扶她坐起,又叫母亲给灶王爷烧香,就在母亲怀里咽了气。当时那个地方人烟稀少,大多数家庭中,中年妇女慢慢死去,谁也说不清楚原因,人们给它起名叫“死老婆沟”。

  我们家祖上是河南彰德府涉县(现归河北)人氏,不知祖上哪一代闯关东到了吉林。祖母去世后,全家北上逃荒。听人说北大荒正在开发,就向北大荒迁移。祖父兄弟二人和我父亲先去。这无疑是个探险活动。那时候不是交通不便,而是没有交通,全是荒山野岭,野兽出没,狼嚎虎啸,日出才能上路,日落就得找个车马店住下。小唱本《水浒传》里“武松打虎”一节说:“三人五人不敢走,十个八个带刀枪。”就是那样。这段路他们走了一个多月,这时的祖父已50多岁,大祖父快60岁了。可见父辈们为求生存、求发展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。

  北上后,父亲和两位祖父认识了一个叫王财的人。王财夫妇到得较早,在依山傍水地方盖了三间草房,有了十多垧好地,父亲为他家做长工。大祖父是粉匠,给一地主家开粉房,收入颇丰。祖父也给另一地主家做短工兼做些零工。经过一年多奋斗,有些积蓄,父亲就向王家告假回去接家属。

  父亲离家一年多,家中妻儿音信皆无,他非常挂念,满嘴起了大泡。有人说喝点醋就好了,可是父亲舍不得二分钱的醋,就到一家店里问:“你的醋酸吗?”掌柜的生气了,端起一勺醋说:“不酸你喝下去!”父亲把一勺醋喝了下去,痛得在地上跳起老高,嗷嗷叫着,把掌柜的吓了一跳。父亲的口腔溃疡奇迹般好了。

  家族的北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——我的一个哥哥和姐姐冻饿死在逃荒的路上。父亲趁冬季农闲回家接妻儿。拉脚的(运输)人和物均以重量定价。全部家当是两只木箱和一个水缸,加上母亲和4个孩子,一共是530斤,雇了一个叫宋三荒的人,赶着一辆带棚子的马车上路了。走了一个多月,冰天雪地,车行很慢。母亲晕车厉害,呕吐不止,人也虚脱,每到住店上下车,都由父亲来背。在路上,我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冻饿而死,分别只有4岁和2岁。母亲昏迷中什么都不清楚。后来父亲痛苦地说:“那是把孩子埋在雪地里了。”

  那时路上经常碰到被冻死的人,人们把冻死的人叫“路倒”,有时一天踫到几个“路倒”。母亲清醒后不停呼唤两个孩子,为此病了半年多才能下地。她到家前边的南山脚下呼喊他们的名字,幻想两个孩子会从山脚下跑过来。我记事后常坐在母亲身边听她讲哥姐惨死情景,和她一起伤心落泪。

  王财夫妻后来染上赌瘾,把房子和地都卖给了我家。一家人从此就在北大荒一个叫横岱山前的农村落户了。我们6个兄弟姐妹中有4个在此出生。在这依山傍水的半山区,我度过了愉快的童年。母亲常说:“这是一生中最安稳,不愁吃穿的几年。”

  母亲的牙不好,很早就开始掉牙。旧社会镇上没有镶牙的,而牙掉了若干年再镶是很困难的。据她回忆,她小时候,一位远房姑奶奶,她的孙子出世后不久儿媳妇死了。要想让这个婴儿活下来,当时只有一个办法,做“奶布子”吃。做“奶布子”,就是把上好的小米煮到七八成熟,用干净的白布包着一口一口嚼,嚼烂了抖到碗里,滤掉渣子,出来白白的米汤给孩子喝。一天要嚼一两斤小米。姑奶奶是没有几颗牙的老太婆,这嚼半生不熟小米的任务落在母亲身上。她嚼了3个多月,牙疼得最后吃饭都困难。一位老中医说:“慢慢养着吧,没法治,可能你会早掉牙的。”没想到,这一善举给母亲晚年造成极大痛苦。

  拾来麦穗换学费

  母亲教育孩子,会讲今论古,让人心服口服,从不打骂,哪怕我们做错了事。我读小学时有一年瘟疫流行,死人很多。镇子东门外有一块乱葬岗,穷人死后就扔到此处。同学们传说因死人太多都无人埋了,遍地是死尸。我既好奇又胆大,想去看看。一天放学后就奔乱葬岗去了。一眼望去有一些横七竖八的东西,有用席子卷着的,有用草捆着的。天渐渐黑下来,忽然感到害怕,看看旷野空无一人,加快脚步往回走,走着走着跑起来,慌不择路,有时踩到那一捆捆的东西上,有时踩着硬的,有时踩上去软乎乎的。

  事后想那软的可能是身子,那硬的可能是人头吧。跑回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。父亲暴跳如雷,说丫头就不该念书,出了事怎么办。母亲担心地说:“吓着了吧?”我说:“开始没怕,后来才怕的,好像那些鬼来追我。”父亲吼道:“哪来的什么鬼?要有鬼怎么不去抓日本鬼子,都是鬼子害死的。”虽然这么说,他脸色温和了,心里一定想他的女儿多么勇敢,他最不喜欢胆小的人。事后母亲教育我说:“世道不好,一个女孩子碰上坏人怎么办?”她叹口气说:“唉!你呀胆子忒大了,哪像个女孩子?”此后便加强了对我的管教。

  过去家境所限,其他哥哥未能念书,母亲深感遗憾。条件好一些后,她把希望寄托在我和老哥身上。父亲反对老哥上学,说家中失去一个劳动力,又说我一个女孩子要嫁人围锅台转,念书有何用?二哥也说:“丫头念书带到婆家去了。”

  但母亲坚持之下,总算和父亲达成“君子协定”,我们可以去念书,农忙时老哥必须回来干活。父亲还说,家里不出1分钱,由母亲自行解决。学费这副沉重的担子压在了母亲的肩上。每到秋收以后,家里活儿忙完了,母亲就拿起一条麻袋和一根麻绳,怀里揣上一块干粮和一块咸菜上路了,到那些收割后的谷地、麦地里,拾捡丢在地里的谷穗和麦穗。天黑前,她像背着一座小山一样回来。如果哪块地里还有没运走的庄稼,母亲就离开那块地。她说:“瓜下不纳履,李下不正冠。”为避嫌,她宁可走得远一点。

  记得有一次,母亲叫我第二天给她到某块地送饭,因为那块地里的庄稼已拉完了。我提着瓦罐,里边装着稀饭,上面盖着一个碗,碗里有一块干粮和一小块咸菜,再扣上一个大碗,这样就凉得慢了。远远望去,在那一望无际刚刚收完庄稼的土地里,母亲孤零零地坐在那里,身边已经堆了一大堆麦穗。她高兴地说:“我老姑娘给我送饭来了,今天可以喝上热米汤了。”看着母亲坐在垄上吃着干粮、啃着咸菜疙瘩、喝着米汤,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我要留下,她不准,要我回家复习功课。她说:“妈这辈子命苦,从小无父无母,不能再让你们和我那样了。”此时的母亲不懂什么妇女解放,但她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妇女经济独立的意义。

  母亲拾来的谷穗晒干后,脱粒碾成小米,黄灿灿的,干干净净,没有一粒沙子,到镇上能卖个好价钱。这些钱她是一分也舍不得花的,留作我们兄妹的学费。她对书的崇拜达到迷信程度。我小时若是不小心脚踏到书上,她会严肃地让我拿起来顶在头上赎罪。形成习惯,我上大学后还经常把书顶一下,如果有谁的书包挡了路,我会绕过,绝不跨过。

  多年以后,就在“四人帮”大喊“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,也不要有文化的精神贵族”的时代,我也没有动摇让儿子们读书受教育的决心。“文革”中我为孩子念书问题遭到批判,说我崇尚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,我就用毛泽东的“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”反驳他们。我常常和儿子们说:“你们若不能上大学读书,我是死不瞑目的。”

  1977年恢复高考,各报都发表了这一消息。一天晚上,在工厂当工人的大儿子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说:“妈,你可以瞑目了。”给我说糊涂了。他说:“弟弟他们可以按部就班地考大学了。”我马上说:“你呢?”他说:“我一个初中生,没戏了,他俩正在读高中,考大学是没问题的。”我说:“你可以复习嘛。”这一年他没报考,可当他一些同学考上大学后,他信了我的话,马上找来高中课本孜孜不倦学习起来,1978年他和二弟同年考入大学。两年中,我的三个儿子先后考入重点大学。

本文作者陈枫。

  就是一块补丁也要补得周正

  母亲热爱生活,对生活充满信心。不论多么艰难,很少见她愁眉苦脸。她常说:“一分精神一分福。”她的发髻从来都是在头顶上梳得高高的,衣服虽然打着补丁,但洗得干干净净。就是一块补丁,也要补得周正,针线要藏在补丁的下边。

  母亲喜欢浆衣服,一为美观,二为好洗。浆衣服是很麻烦的,要把衣服洗干净、挤净水后放进冲好的粉子里,然后抖出来晒,要在不太干的时候叠好,用棒锤乒乒乓乓地锤,最后把折叠的棱角也锤平。进城后,棒锤和锤石没了,她习惯仍未改,改用脚踩,踩得平平整整。我有次回家,洗了几件衣服晒在院子里,第二天早晨醒来见母亲正在给我踩,此时她已是快70岁的人了。

 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,母亲说:“你们在屋里等着,我去给你们变些东西来吃。”说着神秘地笑笑。过了好一会儿,她像个雪人似的回来了,胳臂上挎着满满一篮子西红柿。在冰天雪地的东北,能见到这么多鲜红的水果,真是天方夜谭了。不仅孩子们,哥嫂也惊呆了。

  数九寒天吃上新鲜西红柿,比那鱼翅、燕窝好吃多了。母亲破例拿出白糖,我们吃着拌白糖的西红柿,又凉又甜,至今不忘。母亲告诉我们,深秋时节自家种的西红柿吃不完,有些快红的、待红的,冻了着实可惜。她想了一个办法,把麦秸垛中心掏出一个洞来,把西红柿装进去,把洞口堵好,没想到红的保鲜了,绿的也都红了。这真是母亲的一大发明。

  母亲还人工孵过小鸡。我上小学时,一年夏天,正是鸡生蛋的季节,忽然闹起鸡瘟,传得很快,几天之间前院后村的鸡统统死光了,全镇各村没有一只鸡了。鸡对老百姓来说,是一项可观的副业收入,妇女只有生孩子才能吃上几个白水煮蛋,我记得小时候过生日才给煮个鸡蛋。

  一天吃饭时,母亲说要孵些小鸡,并说要到很远的村子去买蛋。家里人都觉得好笑,人怎么能孵鸡呢?父亲说:“别听她胡扯,想一出是一出的,没听说人能孵出鸡来。”母亲要做的事别人是动摇不了她的,第二天她早早提着小筐上路了,到天麻麻黑,回来了,兴奋地说:“买到了21个鸡蛋,那家院子里鸡很多,大公鸡也漂亮,这蛋错不了。”

  母亲开始孵小鸡了。

  首先在热炕头放上厚厚的棉垫子,把21只蛋平摆在上面,再盖上厚棉絮。母亲每天像照看婴儿那样抚摸那些蛋,并学着母鸡的样子翻那些蛋,晚上也把手伸进棉絮里不停地摸,太累了就打个瞌睡接着抚摸。过了三四天,她把蛋一个个在灯下照,辨别出“坏蛋”淘汰。再过些日子,她把所有的蛋放进温水盆里,哪个蛋沉到盆底,就说明这是死鸡,要马上淘汰。到21天时,蛋再放进温水里,这时的蛋不仅是摇摇晃晃的,而且里面叽叽地叫着,要赶紧拿出来小心放进棉絮里。有次母亲让我把蛋拿出来放进棉絮里,我高兴极了,觉得这是最大的奖赏。

  过不久,17只小鸡全出世了。母亲编了一个草窝,晚上它们挤在窝里,白天母亲走到哪儿它们就叽叽地跟到哪里。母亲到后院菜地,它们前前后后跟着;母亲中午休息,它们就在窝里挤在一起睡觉,等母亲起来穿鞋往外走,它们呼呼啦啦跟在后边。从前母亲常领我们一群孩子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,她总是张开双臂做老母鸡,这下她真成了“鸡妈妈”了。

  邻居们先是不信,然后是啧啧称奇。第二年这些鸡长成大鸡。院子里有17只鸡是很壮观的,因为别家没有。

  最后一面

  可能是命运的安排,使我能和母亲见上最后一面。1967年,我到东北出差,公事完成后,回乡探母。已经3年未见到母亲了。到镇上时,刚好是10月1日国庆节上午。

  我每次探亲,先写信告诉大概日期。信一到家,亲戚朋友、左邻右舍就全知道了,因为我在北京工作是母亲引以为荣的。那时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写信,全镇也没有一部电话,后来有了电报,一般不用,那样会把人吓一跳。

  这次来不及写信。我想给他们一个突然袭击,一个惊喜。快到家时,一个调皮的念头闪现,我先不忙进去,绕到房后,踮起脚来从后窗往屋里看去,看到母亲在南炕上坐着,呆呆的神情黯然,发髻照例梳在头顶上,背稍稍有点驼。我忍不住大声喊:“妈!”然后缩到窗下。过会儿我探头看,她抬起头东张西望一下,嘴里说些什么。啊,她听见了。我踮起脚又大喊了一声“妈”,她终于看见我了。我大喊:“妈!我回来了!”

  母亲虽然已80岁高龄,耳不聋眼不花。我往前门跑去,母亲灵巧地下了炕,大声说:“别跑,小心狗!”没想到大黑狗摇头摆尾,亲热地咬我的裤角。母亲说:“三个孩子的妈了,还这么顽皮。”

  母亲问长问短,还做了各色各样的点心,叫我带给孩子们。“文革”岁月,城里机关、单位都分了派别,农民们照常过日子。母亲忧心忡忡地问我:“有那么多坏人吗?”她十分担心老哥情况,“你老哥大小在省里也是个头啊,能不得罪人吗?”

  说实话,“文革”开始我是比较“热”的,对毛泽东崇拜是五体投地的,奉若神明。后来看到乱了套,也想到将来可怎么办。记得一个上小学五年级的侄女“串联”来到北京,吃饭时我顺口说:“这么乱将来可怎么收拾?”她马上反驳我:“毛主席党中央会知道怎么收拾的。”吓得我不敢往下说了。许多家庭悲剧就是他们的妻子、丈夫、子女检举他们在家里说了什么,成了“反革命”,最后家破人亡。母亲的话使我震动、清醒许多。后来“文革”中许多活动,能不参加的就尽量不参加,使我免去了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劫难。母亲嘱咐我:“凡事都要悠着点。”

  这次回家,我照例给母亲拆洗被褥,发现一件上衣已经是补丁摞补丁,本来的面貌看不见了,拿到手里沉甸甸的,有几斤重。我怕我走后她再穿,想撕成条条又怕她伤心,就劝她:“三嫂说打格布没旧布了,怎么做鞋?这件衣服能打不少格布,能做多少鞋啊。”母亲同意了。事后我很后悔,为什么不把它留下来,多么珍贵的纪念品!她已是四世同堂了,她的儿子已是相当高级别的干部了,她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。

  母亲的钱从未为自己用过,全存起来,到过年时早早准备出一份一份给孙辈们的压岁钱。给钱她不用,我就想办法买她需要的东西。记得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,我第一个月工资近50元,从未挣过这么多钱,兴奋得不知该放何处。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钱,想的就是给母亲买些东西。第二天就进店,给她买了一块够做长裤的黑色府绸,一块够做大褂的白色府绸。最后又买了她喜欢吃的国光苹果和红枣。拆了一条裤子缝起来,布料单独包好,然后寄走。后来母亲告诉我,镇上邮递员送到家里来,一进门就说:“你闺女寄的什么好东西,这一大包子还带着香味。”

  为什么买苹果呢?在日本鬼子侵占的时代,把东北人喜欢吃的国光苹果定为军用,老百姓要吃就是“经济犯”。一次母亲病得不吃不喝,忽然说想吃苹果,父亲跑遍镇上的店,偷偷买回两个揣在怀里拿回来。

  母亲从未戴过像样的耳环,我小时常说,等长大了挣钱要给母亲买一对金耳环。后来在北京一家店里,我选了一副最重的金耳环,为如何寄给母亲犯了愁。最后把耳环缝在一件旧毛衣袖管里的袖根处,寄回老家,同时寄一信。母亲非常高兴,逢人便说:“我一辈子没戴过金耳环,这是我老姑娘给我买的。”这副金耳环她一直戴着,直到随她入土,我感到无比欣慰。

  最后这次探母,我的经济状况到了“秦琼卖马”的地步。为了给孩子们补充营养,我把唯一的金戒指卖掉了。我清楚记得那金店收购员用钳子咔吧一声把它弄断了,然后扔进铁皮柜子里,我的心也跟着咯噔一下刺痛了。那么重的戒指换回20元人民币!后来条件改善了,每到首饰店都看戒指,就没有当年那个样的。

  从我有记忆起,母亲从未有把我们搂在怀里那种亲热表示,感情并不外露。我回家探亲,她非常高兴,但她说:“能住一个星期不错了,回去吧,别误了工作。”

  以前走时都是高高兴兴的,这次不同了,眼望着80岁高龄的老母,我眼泪悄悄流下来。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。告诉家人谁也不许送我。当我上了卡车,转身往下看时,父亲站在车下,我第一次居高临下看父亲,一个瘦削小老头雪白的胡须飘在胸前,眼睛仍然炯炯有神,不失当年的英俊。我大声说:“爹!你怎么来了,不是说好了,谁也不送吗?”父亲笑说:“我上街有事,来看看你,你什么时候还回来?”我眼睛又一次模糊了,其实他很爱我们,只是不善于表达而己。

  回京后,我给母亲做了短裤、衬衣,寄了回去。母亲来信说很高兴。两个多月后,她就因一次感冒引发心脏病与世长辞了。

  母亲去世的消息真如晴天霹雳。在那个特殊年代,我丈夫被审查扣发了工资,经济上的拮据不说,那政治上的歧视令人窒息。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,令我心力交瘁。当时就到商场买了黑纱,我和儿子们都戴上,以寄托我的哀思。母亲去世时我未能守候在她身边,成为我终生憾事。幸亏母亲去世前两个多月,我们团聚了一周,否则我会难过至死。

  多年来一直在想,一定要把母亲的苦难、坎坷、奋斗、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写出来。这不仅是写我的母亲,是写旧中国被压迫的女性,她们是和命运抗争,对子女奉献一生而索取为零的母亲。

  陈枫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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